短视频制作的苦 同样是降视频清晰度,“苦一苦新up”是否会更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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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是降视频清晰度,“苦一苦新up”是否会更好

最近一段时间,视频网站的清晰度成为了网络上的热点话题,画质变糊、1080P/4K名不副实更是网友们吐槽的焦点。其实不仅仅是国内,视频清晰度在海外市场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。日前,负责Instagram和Threads的Meta公司高管Adam Mosseri就解释了Instagram上视频清晰度的相关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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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am Mosseri表示,Instagram的宗旨是“尽我们所能向人们展示最高质量的内容”,只不过如果某些视频很长时间都没有被观看,平台就会将其转换为低质量视频。而在视频“获得足够长的观看时间”后,Instagram就会将其最先进、计算成本最高的编码技术应用到这个视频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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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受欢迎的视频会以更高质量显示,不太受欢迎的视频则以较低质量显示,这其实就是Instagram的策略。过去,Instagram为应对不同用户的需求,对视频进行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编码。其一是基础编码,能够适配所有Instagram客户端,其压缩率较低、可以在老旧设备上解码和播放,其二是高级编码,使用了更新的压缩技术、以提升视频质量。

按照Meta方面的说法,该公司花费80%以上的编码计算资源在最小功能编码上,高级编码则仅占总观看时间的15%。如果依照这样的趋势继续发展,几乎所有计算资源都将被花费在最低功能版本上,使得视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布,甚至是完全无法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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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,Meta的工程师针对基础编码开发出一种处理方法,无需向服务器集群添加更多设备、即可承担更多负载。具体来说,Meta将渐进式编码视频影格重新打包成自适应码率(ABR)兼容的版本,省出了高级编码所占用的算力,牺牲的则是基础ABR编码的压缩效率。

简而言之,Meta的做法是牺牲基础编码的压缩效率,将节省下来的算力转移到提供高画质的高级编码上。根据Meta方面的测试结果,这一方式可使得生成自适应码率视频的成本下降94%,高级编码的整体观看时间覆盖率提高到33%。其实从Meta决定牺牲基础编码压缩效率的那一刻,Instagram上冷门视频变得越来越糊就已经是必然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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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不说,Meta的这个决策相当有“互联网味”。赢家通吃无疑是互联网世界的现状,即便是内容平台,KOL数量的绝对值其实也很低,即便在抖音也是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人关注。在交易层面大部分人都是消费者、而不是价值提供者,所以这就决定了互联网注定是两极分化的。

作为一个商业化平台,Instagram的这个做法其实无可厚非,毕竟扶植最受欢迎的创作者是全世界每一个内容平台共同的选择,并且Instagram、乃至Meta都无法做到对创作者一视同仁。因为早在2021年年初,Meta方面就已经做出了判断,在未来12个月内,其当时已有的基础设施将不足以消化所有用户的视频上传负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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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前几年短视频的走红,使得当下互联网内容消费的主体也从图文转向了视频,进而导致互联网厂商需要的计算资源也在不断上涨。对于目前的Meta来说,由于数据中心要为面向未来的AI业务服务,所以作为成熟产品的Instagram不太可能为了提升平台上内容的清晰度、而获得更多服务器资源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海外的Instagram选择强者恒强模式,即随着用户观看次数的提高,视频的画质逐步提升,而以B站为代表的国内视频平台做法却刚好相反,他们会对更受欢迎的视频采取降低码率的做法。为什么太平洋两岸的互联网厂商会做出这样截然相反的选择呢?原因其实很简单,因为Instagram是从图片社交起家,而B站则从一开始就是视频网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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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就导致,Instagram会更关注“粉丝量”、B站则关注“播放量”。Instagram的网红最关注的问题,一定是怎样才能让关注自己的粉丝尽可能打开自己创作的视频,而B站UP主关注的是更高的视频播放量、从而让内容触达更多圈层。虽然Instagram确实有视频功能,但社交才是这个平台的底色,可B站的底色就是视频内容、社交反而是衍生品。

但成熟的社交平台是会不断进行自我强化的,毕竟社交关系的用户粘性保障了平台很难衰退,可内容平台就一定会出现内容供给不足的问题,所以衰落几乎是必然的事情。例如Facebook即便如今在青少年人群中越来越不受欢迎,但其依然稳坐海外社交平台的头把交椅,可反观B站,抖音和快手的崛起已经实实在在地分走了它的流量,更古早的优酷现在甚至都打不过芒果TV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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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尽管B站需要头部UP主,但绝不希望依赖头部UP主,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播放量越高的视频越要有所限制,同时在推荐算法层面更倾向中小UP主,给好看不火的UP主走红的机会。而Instagram则更关注顶流,因为后者对于以“关注”为核心的社交平台影响力是空前的。当初在Instagram拥有3.6亿粉丝的Kylie Jenner,只需一句她只想看到朋友的照片,就差点让Meta力推的Reels短视频出师未捷身先死。

面对视频这样一个用户喜欢、但带宽、资源消耗巨大的品类,虽然Instagram和B站的策略完全不同,但其实也是殊途同归,为的都是降低成本。毕竟全球人口仍有43%未使用移动互联网是现实,消费互联网规模扩张几乎到了极限同样也是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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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成熟的亚太、欧洲、北美地区,互联网渗透率都来到了高点,剩下的中东、拉美和加勒比海,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,则都是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。虽然缩小接入互联网差距这件事不该由互联网厂商责任,但互联网行业高增长时代结束的苦果,却需要互联网厂商一同来承担。

当初“烧钱换市场”时一掷千金有多么痛快,现在想方设法节约成本时就会有多痛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作为硅谷大厂的Meta不愧是老牌巨头,知道该苦一苦人轻言微的新人创作者。

行业苦‘剪刀手’久矣 短视频版权保护难在哪儿?

来源:工人日报

原标题:“人生小满”广告被指抄袭,再次掀起短视频作品著作权讨论热潮

行业苦“剪刀手”久矣,短视频版权保护难在哪儿?

近日,奥迪“人生小满”广告被指抄袭,再一次掀起了短视频作品著作权讨论热潮。短视频著作权侵权问题频频发生,行业苦侵权问题久矣。抄袭创意或故事内核的行为,使得是否侵权的认定更加困难。专家建议堵疏结合。

先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,后被自媒体博主“北大满哥”网络喊话告知侵权,5月21日小满节气,奥迪一支以“人生小满”为理念的广告,经历了从美誉一片到被指抄袭的反转,掀起了短视频著作权的又一波讨论热潮。25日,“北大满哥”再度回应,称目前三方已经达成协议,将小满作品文案免费授权,希望公众对内容、原创更加关注。

近年来,短视频行业用户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,应用场景不断拓宽,与之相关的侵权问题也频频发生。各种“剪刀手”“搬运工”将著作权人的智力成果据为己有。短视频成为版权侵权的“重灾区”。

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数量逐年增加

今年6月1日,是最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施行满一年的日子。新法明确,视听作品只要满足“独创性”“可表现”等法定作品的特征,就能获得著作权保护。

在“北大满哥”发布的对比视频中,奥迪“人生小满”广告的文案和他此前发布的视频文案重合率之高令人惊讶。广告几乎是“一字不差”地在未经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他的表述。

对此,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、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,“北大满哥”作为权利人,依法享有著作权,奥迪公司此前未经授权使用了他的作品,构成著作权侵权。

数据显示,截至2021年12月,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9.34亿,占网民整体的90.5%。观看短视频之外,不少人也用手机拍摄短视频,分享生活碎片。同时,一些短视频作品与电子商务、广告营销融合,为数字经济发展助力。

“一开始就是想用视频记录生活,后来被别人搬运到别的平台,点赞播放一下子很多,有的博主甚至搬运了我十几条视频。”外卖小哥李园园记录下了带着女儿送外卖的日常,结果被其他账号搬运,甚至编造了故事,在澄清的过程中,李园园的账号才逐渐被关注。

同为视频博主的杨某是一名无臂残障人士,在发现博主覃某未经允许,擅自修改发布其短视频并用于商业目的后,向法院起诉。法院认为,杨某主张权利的视频虽为带货视频,但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脚本设计、场景选取、运镜和剪辑,体现了视频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,属于作品,应受到著作权保护。

据北京互联网法院介绍,自2018年9月9日至2022年2月28日,该院共受理涉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件2812件,案件数量逐年增加,其中2021年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数量达到2020年的近2倍。

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认定、治理存难点

通过对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进行的分析表明,对作品进行切条、搬运的复制性侵权仍为侵权的主要类型。与此同时,剪辑长视频画面配以文字内容进行二次创作,以及模仿他人短视频拍摄主题、内容及方式制作相似短视频等侵权行为逐渐增多。

抄袭创意或故事内核的行为,使得是否侵权的认定更加困难。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副秘书长史文霞在接受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我国著作权法重要原则之一是“思想表达二分法”。“即保护作品的内容,但不保护作品的创意。从创意到作品,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,借鉴创意还是抄袭创意,就如同在这一过程中划了一道线,线左边是思想,线右边就涉及到表达,因此,线划在哪里需要结合具体作品加以判断。”

自媒体环境下,行业为何苦著作权侵权问题久矣?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分析,首先,尽管近年来人们的版权意识普遍提高,但仍有一些自媒体创作者版权保护意识不强,对版权保护态度淡漠;其次,不同于此次“奥迪广告文案抄袭”事件,多数侵权行为直接、及时的后果并不明显,这强化了侵权人的投机心理;另外,数字版权保护领域,界定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的规则还有待完善。魏鹏举还提及,一些原创作者为了实现作品的传播效果,会有意选择忽略侵权行为。

史文霞则从个人和平台两方面剖析了侵权治理的难点所在。从个人角度看,自媒体时代视频传播范围广、速度快,短视频侵权主体过于分散和隐蔽,单部作品的监测和维权成本较高,且诉讼维权取得收益与视频制作成本、商业价值不对等,权利人没有足够动力维权。对平台而言,如何确定其主体责任、社会责任与主动监管成本之间的平衡点是监管难点。

堵疏结合建立著作权保护机制

“现在各个平台都在鼓励用户创作原创作品,原创作品越多,平台价值就越大。保护版权是为了激励创造。”魏鹏举说。

史文霞认为,创作者可能既是他人作品的使用者也是自己作品的权利人,应该提高版权意识,掌握一定的版权知识,或者通过专业的版权机构解决版权相关事宜。

为短视频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和发布渠道的平台,也理应规范自身行为,履行监管审核义务。“若用户在平台内上传的作品侵权,那么对平台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,通常适用避风港规则。但如果平台对侵权视频存在修改、编辑、推荐、置顶等行为,就有更高的注意义务,没有履行义务就构成明知或应知,需要承担连带责任。”赵占领建议,短视频平台更加积极主动发挥作用,强化监管,提高对侵权投诉的处理效率。

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著作权保护机制,魏鹏举认为,法律层面的保护是最基本的,要想为版权保护增添长足的动力,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版权的市场价值,依托有能力市场主体的建立和完善,与版权人形成利益共同体,探索版权利用和保护的商业模式。“一方面要堵,治理侵权行为;另一方面要疏,实现合理授权。”(记者 时斓娜 苏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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